圆明园铺防渗膜和破坏植被事件为什么会引起社会如此义愤？如果密云水库铺上防渗膜和改造为人工景观会有如此大的社会震动吗？圆明园的特殊就在于它不仅仅是文物和遗址公园，也是一种精神和情感。圆明园的命运浓缩的是中华民族几百年的沧桑，其一草一木都触动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神经。这一次的违法施工，乱伐滥铲相当于砍在中华文化的颈椎上了。
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是一大社会进步。笔者有幸与会。听证会争论的焦点是违法施工是否会带来圆明园的生态灾难。绝大多数参会人员强烈反对对圆明园的现代景观改造，要求追究违法施工的责任。笔者认为，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暴露出两个制度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公权无人具体负责和捍卫，利益被部门化和个人化；其次是圆明园管理处有没有权力对国家重点文物像对自家宅基房一样拆建，根本不应讨论该不该铺防渗膜。
对社会反响如此巨大的一个不幸事件，最后竟演变为一个破坏与不破坏生态的技术问题。既然是技术问题，社会为何又有如此大的愤怒？圆明园的命运正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如何实现圆明园历史悲剧价值和未来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有机结合，突破国耻见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生态保护的简单思维，是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大课题。
圆明园问题的本质是人文问题，是中国人民如何从近代史的阴影里走出来，在民族大复兴的前夜，重塑新千年中华文化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文物和生态规划问题。定位成遗址公园，大方向错了。
新的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创造性如何体现呢？圆明园如何才能成为亿万青少年梦想的地方呢？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失败后保留的最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产物，而清华大学则是晚清政府利用奇耻大辱的“庚子赔款”创办。这两艘巨轮虽然诞生于灾难沉重的旧中国，但“水木清华”和“未名湖畔”的辉煌永远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两道彩虹。两校址均为昌盛时的圆明园所辐射，现在清华校址在康熙时期叫“熙春园”，是皇帝行宫，其西半部分在道光时曾赐给日后的咸丰帝，叫作“近春园”。近春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损毁，后终成荒园。“近春”湮灭，“清华”诞生。北大校园也与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关系密切。1926年司徒雷登行至现北大一带，有了灵感，此处成为了燕京大学新校址，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此处。清华、北大最终都建校在历史遗址之上，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
